內容來源：深藍觀
中國的醫藥工業崛起，繞不開一個沿海城市：浙江臺州。
上世紀90年代，歐美等主流醫藥工業成熟的國家，借著全球化的腳步，把高污染、高能耗的化工制造產業向第三世界轉移。而中國正好趕上了改革開放，便承接了化學原料藥的一部分產能，為了更好的出口，大批的生產基地并沒有放在內陸的交通重鎮，而是靠海的東部沿海城市。
浙江因為有一定的化工基礎，再加上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，于是在臺州，建起了一座以海正、華海、仙琚、天宇、司太立為代表公司的“原料藥之都”，生產出來的原料藥賣遍全球五大洲。
世界藥房看印度，印度占據了全球60%的制劑出口。但中國作為印度制劑的一大上游國家，所以印度很多藥品的出口還是得看中國。而這兩年，中國醫藥政策日漸完善，制劑能力也逐漸上市，慢慢有一己之力和印度同臺角逐。
所以，在今年4月下旬，當印度疫情告急，三日新增新冠感染人數超百萬時，A股掀起了一波原料藥漲停潮，浙江臺州的幾家藥企幾乎全部迎來暴漲。
但這批原料藥企，不僅僅只做出口。在如今創新藥大熱之前，整個中國的用藥結構，除了外資帶來的高價產品，就是在這批原料藥企的基礎上做的各種仿制藥制劑。（主要圍繞心血管、抗感染、解熱鎮痛、激素類以及精神類化藥產品）
作為藥品的上游，原料藥企的日子并不光鮮，和制劑銷售型企業每年年會都是七八千人、各個開著豪車去熱門旅游景點開會不一樣的是，生產型企業基本都是一個月要值好幾天晚班凌晨也需要應付環保、質量抽查，每天面臨的都是各種鍋爐和化學試劑。
原料藥從來都是醫藥行業鄙視鏈的最下游，因此在A股市場，常年也只有一個遠低于行業平均值的估值水平。不過，自從2018年4+7帶量采購拉開的支付端改革序幕，這一切都在慢慢改變。
集采對供應量的考核要求下，所有制劑企業對上游原料藥企態度上有了質的變化：以前是財大氣粗，買方就是上帝，對于原料藥公司隨便挑。如今找到一家公司就得先簽三年的合作協議，因為買不到原料或者原料漲價，對于集采保供的企業是致命的。
埋頭賺“辛苦錢”的原料藥企，在集采之后，成了“香餑餑”。只要積極布局、提前鎖定成本，藥企就能對沖帶量采購帶來藥品降價的影響。而下游制劑企業除了態度上的變化之外，身體也很誠實，紛紛開始布局原料藥業務。
有的自建原料藥基地：京新藥業斥資40億元在山東新建原料藥、醫藥中間體為主生產基地，復星醫藥在常德，海辰藥業在安慶，珠海潤都在荊門，投資建廠；奧翔藥業、昂利康、廣生堂和富祥藥業，在2020年先后拋出了非公開發行再融資擴產原料藥的預案。有的則直接收購原料藥企：康惠制藥、金達威分別以3264萬元、3億元收購原料藥企。
但在環保、生產效率等等技術門檻，后入局者其實并沒有太多優勢。而另一邊，原料藥靠著自身的成本和供應優勢，開始往下游延伸。
拿臺州的幾家藥企舉例，司立，早在2012年就補上“制劑”環節，碘海醇、碘克沙醇在第五批全國藥品集采中標，甩開了曾經合作伙伴恒瑞。華海早在十年前就有了自己的心血管產品制劑業務，而天宇也從2016開始，各種沙坦類藥物的制劑項目紛紛立項。
集采之后，原料藥企和制劑企業，行業上下游，兩個截然不同的軌道，因為政策的牽制，開啟了一個神奇的交匯點。它們步入一場激烈的轉型中，誰都不知道未來在哪里，但誰都清楚，行業洗牌將至。
-01-
自建廠房的無奈：制劑企業往上游布局
雖然整個行業在向上游原料藥企前移，但原料藥企的日子有多難，大概沒有人比徐陽（化名）更有體會。在一家制藥公司里做管理的他，因為機緣巧合，后來跳去了一家民營原料藥巨頭做戰略。雖然都是在制藥領域，但原料藥生產完全是另外一個行業。
2019年，徐陽所在的公司大刀闊斧啟動了組織和管理改革。因為囿于環保壓力，一些原料藥企被迫搬到內蒙、山東等地，設立分廠。沿海地區的環保壓力日漸驟升。企業為了滿足各種環保要求的EHS（環境健康與安全）投入越來越高，一些產品里甚至占到了總成本的15%~20%。
“從中央環保督導組到省里面的，然后到市里面的，再到區里的、園區，幾級的這種檢查，我們從新建的車間到老車間的技術改造，在之前的安評環評到后續的投產以后的審評到日常的各種督導，包括現在都在弄的黑匣子數據的遠程監測，安全的監測，環保的監測等等措施都越來越嚴。”徐陽聊到。
環保成本的壓力提高，逼得原料藥公司不得不向西部地區轉移，建廠房、搞環保系統無非就是砸錢，但是一個好的質量管理體系，卻不是短期靠砸錢就能砸出來的。這對于公司的人才結構、管理體系以及組織能力都是很大一種挑戰。這也是那些想轉型做原料藥的下游企業進來的一大壁壘。
并且，原料藥企這兩年雖然訂單增多了，也穩定了，但是受制劑的集采影響，國內的客戶，包括部分國際的客戶都受到擠壓以后，原料藥企銷售價格不可能上漲太多，甚至有很多產品的價格在下降。
但同時原料藥企的API上游的中間體的客戶，特別是最近一些化學的化工品的價格又急速在上升，這種帶來原料的上漲和下游的產品的價格在下降的這種剪刀差，實際上直接擠壓了原料藥企的利潤。
“所以今年化學原料藥，這30來家上市公司的，你會發現今年的半年報有相當一大部分企業的銷售，仍然是保持增長，至少還是在增長，但增幅下降，利潤普遍都會下降。包括我在的這家企業，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。”徐陽接受深藍觀采訪時說到。
下游藥企都很想轉型兼顧著做原料藥，這是集采后的仿制藥企生存法則：由“營銷至上”逐漸轉為“成本控制為王”。買不到原料或原料漲價，是仿制藥企的心病。
由于原材料短缺，樂普藥業的復方氨維膠囊不得已停止生產；有“共和國長子”之稱的華北制藥，在國家集采制度建立以來因“斷供”而收到了首張“斷供罰單”；北京百奧藥業恩替卡韋片再次出現集采斷供的情況，被河南省評定為“嚴重”失信……
應對原料藥價格、產量等多維度波動，藥企紛紛開始了原料藥布局之路。但當大家發現在環保以及技術門檻阻攔之下，原料藥沒那么容易做之后，企業也在想其他的辦法。一種方式是與重點原料藥生產企業保持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，利益及風險共擔，完善供應鏈管理及成本控制能力。
“有一些企業會跳出來說，我們做制劑，你們只負責提供原料，我們可以成立一個所謂的合資公司，來一起鋪量。”徐陽稱。當然，不只是企業，一些投行或者基金也會來找原料藥企業，希望以聯盟方式成立合資公司，成為下個泰格醫藥、華潤系。
具備量產實力的原料藥或中間體企業，無論是用訂單綁定，還是深度合作，一時都成為爭相哄搶的對象。
“不管是什么原料藥，只要具備資質，有一個基本團隊，我就把原來制劑產品的上游原料，放到這家公司來。”一家上海藥企負責人直言。
麗珠和石藥、齊魯，達成長期合作，合同一簽就是三年的合作協議。擱在以往，很少有藥企敢簽這么久。制劑企業都嘗試將原料基地牢牢掌握在手。
在浙江省首批藥品集中帶量采購中，蘇州東瑞制藥生產的注射用頭孢美唑鈉，以最低價殺出重圍、獨家中選，卻因為采購不到原料而“爽約”。當時集采的懲戒機制尚未完善，蘇州東瑞制藥僅僅被暫停了集采交易資格。但不久之后，蘇州東瑞宣稱著手在蘭州規劃一片新建原料藥生產的廠房。
這也回到了文章開頭，制藥企業爭相在各地新建原料藥基地一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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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滿坎坷的路：生產型藥企的下游延伸
如果說原料藥企是面粉提供企業，那么制藥企業就好比是面包店，不僅會做面包，而且會銷售。
集采后，面包的價格已經跟面粉在一個數量級了，面包店都吃不消了。但面粉廠商發現烤面包也不是很難，而且集采面包價格是面粉價格的幾倍，所以在集采中游刃有余。
原料藥企的地位一旦突顯，往下游延伸，打開制劑市場大門，就由諸多的不可能成為了可能。在原料藥之都臺州，原料藥企業紛紛跨界去“做制劑”。獨家中標、吞占整個國內市場，4+7帶量采購的規則，給了原料藥企太多可想象的空間。
“做下游的這些需求，一直都是旺盛的。原料藥企業一個共性的點，只要能生產，銷售訂單根本不是問題，控制成本、穩定供應，這些都是原料藥企得天獨厚的優勢，問題在于產能利用率高不高。”一位原料藥企負責人告訴深藍觀。
但做藥和生產完全是兩套不一樣的語言。
制劑銷售的整個重心是討論產品的結構，討論營銷的激勵機制，討論怎么樣去拓展一些，比如說互聯網的電商，這些新的這種營銷模式，討論這些會基本上占據管理層絕大部分的精力。
而在API企業，討論的是如何提升生產效率、降低成本，技術改造、工藝研發，降低ehs的處理的費用。一個是典型的以營銷為導向的公司，一個是完全偏向于制造型的。從文化、從管理層的精力分配，包括戰略的重心，差別都是非常大的。
一家原料藥企負責人告訴深藍觀，2018年，他們就成立了制劑公司。如今，一個產品已經開始上市銷售，5～6個產品已經受理。后續順利的話，明年一季度,能再批下來15個產品。他期待，“等這幾個已經受理產品，趕上下一批的集采招標。”
“董事會認為，這個節奏還不夠快。”
往下游走，實際并非易事。建立銷售團隊、渠道，實際是原料藥企的盲區。
集采剛開始，徐陽認為公司不需要建太大的銷售團隊，保證供應就可以。但之后的集采規則愈加溫和，由獨家中標，演變為四五家、七八家。“現在看起來，中標也并不意味著那么大的優勢。”
假如產品不能進入集采，還是要考慮銷售，完全去建團隊不太現實。依靠區域代理商，自己不掌握渠道資源的話，風險也比較大。但組建銷售團隊，并不僅僅是招幾個銷售，搭一個班子這么簡單。
兩難之間，徐陽也有過動搖，到底是維持原來的模式，跟下游企業戰略合作，相互之間達成一種默契，繼續這樣運營。還是走一條原料+制劑一體化之路？如果往下游延伸的話，原來客戶就直接變成競爭對手了，這是原料藥企不得不面臨的一個現實，怎么處理好這種關系，極為微妙。
哪怕報一個虧本的價格，也要擠進集采，成了一些已經轉型的原料藥企的策略。“產能已經在那里，不生產就會有浪費，所以硬著頭皮，哪怕報一個虧本的價格，都要去進集采，為了保證工廠能轉起來。”
幾個原料企業老板私下交流也不時感慨，原料藥企去做制劑，從一個坑跳到另外一個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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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牌之后：原料藥行業的明天
原料藥的食物鏈角色發生變化，并不是本行業里出現了什么新技術帶來的格局上升，只是集采降低了渠道的壁壘，下游制劑領域以前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，如今退回到和原料藥企同一個生態水平，二者回到了同一舞臺競爭。
這種洗牌抹平了上下游的一些溝壑，但對于醫藥行業的整個產業鏈條來講，市場并不是一場零和游戲，中國最大的優勢在于規模效應下帶來的低成本。外交學院教授施展曾在《溢出》中寫到過一句話：很多后發國家制定過的成功的產業政策都有一個基本特征——都是出口導向。
因此，不僅是創新藥，中國的原料藥和仿制藥制劑最終的歸宿，大概率還是離不開全球化。
出清低端產能，聚焦規模性優勢原料藥項目，然后進軍海外。中國這兩年，無論是ANDA（美國的簡化新藥申請）還是DMF/COS（分別代指美國和歐洲的原料藥申請）的申報數量，都呈一個遞增的趨勢，未來也有望進一步保持增速。
事實上，本土企業里已經有做得比較靠前的了。
早在集采之前，麗珠藥業啟動了一場原料藥瘦身改革，轉型高端原料藥產品，一下子砍掉了多個安全環保污染相對風險大的產品。銷售額在改革這一年，基本沒有增長的。很多客戶跑過來向副總裁黃瑜璇抱怨，“這些產品做這么好，都是第一品牌，為什么要砍掉？”
“因為這些項目要不就是低利潤（盡管銷售額很大），要不就是高能耗，長久下去其實是和政策背道而馳，這種業務多一項，就多了一份碳排放指標。”黃瑜璇堅持把工廠的集中優勢，去攻高端產品。
聚焦的好處就是可以做深做透，在特定的領域里把規模提升到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水平。事實上，其實集采也在加速這一進程。
“集采雖然壓低了價格，但只要能與一些大的中標企業建立長期合作，其實量是增加了。”黃瑜璇認為，放量，對于原料藥企也是一大考驗。“制劑低價中標，倒逼原料藥進一步精進技術。”
這對于已經轉型、提高工藝的原料藥企來說，是絕佳機遇。但對于一些中小型原料企業而言，并非好消息。這是一個行業集中度提升的過程，而集中度提升，帶來的便是規模效應，所以未來的頭部企業也會越來越好。
不過，對于這種原料藥以及制劑一體化的公司來講，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無法回避，就是壟斷。揚子江7個億的罰單還歷歷在目。
但對于這個問題，一位從業者有自己的看法：一個企業搞壟斷的目的，無非是為了提價賺錢，但這最終多出來的成本肯定是百姓買單，這和國家集采政策相違背。你只要沒造成這樣的結果，那就是你該掙的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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